梅窩居民反對正生書院遷入梅窩，在居民諮詢大會上群情洶湧表示反對，部分更出言羞辱該校的學生，令部分出席大會的學子不禁低頭落淚，看了這一幕的觀眾，相信很難不會興起一陣傷感和難過。
正 如所有大城市一樣，香港近年出現的青少年濫藥問題日益嚴重，政府雖然動用了大量資源、由律政司司長統籌防止青少年濫藥的工作，但仍然無法煞得住不斷增加的 濫藥個案。除了預防，為那些曾經在少不更事的歲月誤入歧途的青少年提供戒毒、治療、復康服務，讓他們重過新生，是整個對抗青少年濫藥行動的重要一環。正生 書院的校址位於大嶼山芝麻灣，目前收生人數為七十九人，其中九成被法庭判感化令，大部分都有濫藥或情緒失控等問題，大約需要寄宿三年，接受正生書院的生活 教育。正生的校舍要搬遷，一來是建築殘舊，而且受斜坡危石威脅，設施也十分落後；二來是等候入讀的青少年大幅增加，校舍不敷應用，正生今年初就曾經向教育 局提出遷校，但為政府所拒。
正生書院遷校，必須獲鄉議局、梅窩鄉事委員會及區議會通過，當地居民提出反對的理由，是梅窩的學校設施不足，居 民的子女要到市區上學，長途跋涉，政府理應先搞好梅窩的學校設施。這個反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為鄉議局位於梅窩的南約區中學在兩年前因收生不足被殺校， 政府曾就校舍用途徵求社會團體意見，很明顯，辦學團體對於再用南約區校舍的興趣不大，政府經評估後才接納正生書院搬往該校舍；而且，正生書院並非正規的學 校，它在梅窩設立與否跟政府的分區建校政策關係不大。梅窩居民的訴求雖然合理，但要求在該區建校的同時，正生書院也可以遷入梅窩，試問兩者有何衝突？
正如所有「厭惡性」行業或設施要落戶在社區，例必受到當地居民反對，過去建焚化爐、中央屠宰場，甚至更早期的場外投注站，都必會受區議會及居民組織力阻；但是正生書院收容的並不是大奸大惡的刑事犯，而且學校採取近似封閉式管理，居民又何以激烈反對至此？
令 我們感到不解的，反而是政府的政策並沒有因應青少年濫藥問題愈趨嚴重而作出因應，至今為止，政府都沒有特別設立戒毒學校，收容誤墮毒海的青少年；現在正生 書院分別持教育牌照及戒毒院舍牌照，兩者兼備，但到底它應該屬於戒毒院舍還是學校，在現行政策下是模糊不清的。居民大會諮詢引起大量反對聲音，公開呼籲居 民要冷靜包容的是保安局局長李少光，教育局官員沒有一個現身，很明顯，在現行政策劃分下，正生書院的問題列入保安政策，相信是跟打擊毒禍有關；但是，據正 生書院的網頁表述，該校的理念是「以寄宿學校的條件，回應在情緒、行為上偏差的年青人」；「加強學生有自我認識，重整人生觀、價值觀；讓學生在成長過程 中，掌握更多謀生技能，如讀書、工作培訓等，以及重整學生與家人及朋輩的關係」；這樣一家機構，以教育、學習、培養和輔導誤入歧途的青少年為目標，為何教 育局不參與其事，也沒有在政策上為這類集戒毒兼教育功能於一身的機構提供協助和資助？
民意代表在正生書院事件的表現令人十分失望，也許是出 於事必反政府的本能，沒有任何政黨挺身而出為正生書院力爭遷校爭取生存空間，反而扯上什麼殺校政策種下禍根的歪論；我們希望代表教育界的張文光議員帶頭和 其他民意代表合力游說，向梅窩居民陳之以理，為正生書院說句公道話。加入行政會議時聲言可以為政府的新界政策擺平紛爭的劉皇發先生，自然更有義不容辭的責 任。
在香港這個事事曰利的社會，能夠有一些像正生書院陳兆焯校長般默默為青少年打拚的人物，實在是香港人的驕傲!
【咫尺地球】在六四 20 周年，有評論認為香港今年連串悼念活動乃「外國勢力與少數港人內外策劃的結果」，或相信若紀念六四「不符合西方國家利益」，港人就不一定熱中。作為專注國 際關係的港人，筆者一直研究中國民族主義和中美互動，數年前開過一門關於香港涉外關係的課，對相關邏輯略有考據，並在筆記錄下10個悖論。它們應用於上述 論據，也許有一定參考價值﹕
1． 根據「外國勢力論」，國與國的衝突是敵我矛盾，國家內部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前者凌駕後者，辯證是「敵人」主張的就是對「敵人」有利，對「敵人」有利的一定對「人民」不利——這是一個悖論。例如自從美國 發表各國人權狀况白皮書，中國也針對美國人權狀况發表白皮書，假如美國跟隨中國報告改善國內人權，其實不一定對中國有利；就是對中國有利，改善美國黑人待遇也不會對自己不利。舉一反三。
2． 根據「外國勢力論」，外國人渴望推翻中國政權，自然也會捍衛其自身政權——這是一個悖論。甘迺迪 被 殺、越戰、水門事件等，令美國行政機關權力大幅下降，立法機關坐大，也未能承繼行政機關的執行力，這是威望盡失的美國政府的真正危機。然而美國國力不見大 幅削弱，因為新興非國家個體已開始接收部分能動力。真正捍衛美國國家利益的，是成熟的、能匡正當時政府缺失的公民社會，而不是政府本身，這才是以「大局為 重」的人民。
3． 根據「外國勢力論」，「外國」的主體自然是「國」，三權分立、民間組織，一律都是國家機器的幌子，全球化的「國將不國」論述也是西方欺騙發展中國家的陰謀 ——這是一個悖論。外國組織有自由意志是客觀事實，不少更以本國政府為目標。根據建構主義學派，蘇聯崩潰的關鍵是話語權戰多於硬權力戰，而話語權戰爭的推 動者多是各國民間組織，包括源自蘇聯本土的。令人驚奇的是，這些促成蘇聯崩潰的組織，多以1970年代的反美反戰運動起家，華府也是運動針對目標之一，可 參閱David Meyer的論文「和平人權運動與冷戰的終結﹕國家之上、之外和比鄰」。
4． 根據「外國勢力論」，「外」的定義是清晰的、非黑即白的——這是一個悖論。在全球化時代，早已不可能輕易定奪內外，例如年前內地出現反日運動，一度湧現罷 買日貨風潮，但轉瞬無以為繼，因為這已不是五四運動的年代，「日貨」的資本、勞工、原料、知識產權早已國際化，內裏中國利益甚多。假如「罷」的對象是從內 到外再到內一切牽涉「日」的東西，效果可能和罷買國貨一樣。文革期間的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中共元老兼特務之父康生有一門絕學，能把所有有需要的人演繹為特 務和叛徒；他名聲恐怖，但同時是公推的才子和文化領袖，書畫造詣和齊白石齊名，時人稱「康老」。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一切難為內外定分界，而根據六度分隔 理論，任何人都可輕易和外國勢力/愛國勢力扯上關連，康老絕學已流落民間。
5． 根據「外國勢力論」，影響別國內政的嘗試都是黑暗的、秘密的——這是一個悖論。國內外的利益互動，也可以變成正常機制﹕若論美國本土政治最具影響力的組 織，各國游說團當名列前茅，它們公然以不同手段影響議員投票、政策制定，以迎合本國利益，更不時與本國在美僑民「裏應外合」，捐款規定並不能對它們制約多 少。除了以色列 、阿美尼亞等，最著名的游說團原產地還有從前的中華民國，以及近年積極開拓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
6． 根據「外國勢力論」，對付外國勢力應採取「果敢」行動，例子是柏林 圍牆倒下時，戈爾 巴 喬夫不敢出動蘇軍到場鎮壓，才引致東德倒台——這是一個悖論。羅馬尼亞的壽西斯古果敢鎮壓示威，同樣倒台；1990年代古巴曾爆發群眾運動，卡斯特羅沒有 果敢鎮壓，容許示威人士到美國，政權反而延續至今；曾幾何時大清、沙俄的群眾運動被說成是外國第五縱隊，這些政權鎮壓群眾運動的作風，似乎也不能說不夠果 敢。在社會科學方法論，「是否果敢」在這類命題不是一個變量。
7． 根據「外國勢力論」，最有效的反擊方法還有防微杜漸，把一切消滅於萌芽狀態，所以要不斷警惕國民——這是一個悖論。筆者曾修讀英國 間 諜學權威Bernard Porter的滲透與反滲透課程，從箇中文獻發現，真正結構性顛覆國家的外國陰謀，不可能為一般人隨便發覺；對付此等陰謀的內部手法，更應是不聲不響的引 蛇出洞。史上最極端的反外國勢力案例，針對對象多是安內而不是攘外，例如美國麥卡錫時代。天天宣傳反美、暗中反華的朝鮮，以此宣傳金家主體思想，更不待 言。
8． 根據「外國勢力論」，義憤填膺的論者愛向社會進言，更彷彿有大戰略要領袖採用——這是一個悖論。說得激動的，不可能不清楚其提議不可能在現實世界落實。在 《當代中國期刊》，英國學者Christopher Hughes曾發表一篇以後結構主義分析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文本的discourse analysis，分析不少愛國者的論述表面上跟隨中央路線，實際是在威權政體下開拓言論平台，打着紅旗反紅旗說別的事情﹕有些其實在批評中央不能緊貼人 民，有些藉此開拓個人的公共知識分子身分，有些聯繫到微觀層面的政治生態，不一而足。
9． 根據「外國勢力論」，論述主體理應是「我們」Vs「他們」，只有敵我鬥爭——這是一個悖論。在擁有次主權（sub-sovereignty）的地區，這類 論述真正針對的，根據文化研究框架，其實是「你們」。假如「他們」是外國勢力，「我們」是中央路線，「你們」就是本土主義。根據這邏輯，「考慮到香港的特 殊政治文化背景」，港人有「你們」的原罪。在不少內地網上討論區，憤青批判外國勢力的同時，更流露對港人治港 的不信任；直接表達這種不信任略為敏感，但以反外國勢力之名，則政治正確。
10． 根據「外國勢力論」，愛國者發表評論警惕外國勢力，是發揮愛國熱情報國的重要平台，不可能被終止——這是一個悖論。「平民死了，就是不對」，這不但是斬釘 截鐵的人本普世原則，更是規範世界各國政府與人民關係、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制度基準。假如沒有這基準，一旦愛國群眾舉行示威活動而過分激情致局面失控， 令中央判斷形勢刻不容緩，使群眾被殺，他們的生命如何被保障，愛國熱情又如何被保障？
當然，外國勢力是存在的，各國政府希望拓展本國利益的訴求是真切的，但正如趙紫陽回憶錄所說，聯繫六四和外國勢力的具體證據和推論是經不起推敲的。美國也許的確「不想中國變得富強，於是不斷找些議題出來拖中國後腿」，但美國同時也不想歐盟 變得富強，不斷拖歐盟後腿，這還是美國右翼智庫美國新世紀計劃的1999年報告書開宗明義提出來的。歐盟內部、特別是「舊歐洲」成員也反美，為什麼沒有產生上述邏輯？
捍衛國家利益是沒有社會反對的，港人都希望中國當盡責任大國，「外國勢力論者」——不少是在其專門範疇研究出色、治學嚴謹、對後輩可親的前輩——的 愛國熱情本身也值得尊重。但這不等於「外國勢力論」的邏輯應存在。恰恰相反，愈是希望中國強大，「在歷史的長流來看」，上述邏輯才不能捍衛國家利益，反而 會延緩國家進步發展，影響一代人的思維模式與世道人心。如何把必然存在的外國勢力納入制度框架，而不是訴諸民粹，這是所有大國的責任。
筆者曾應邀為一愛國團體舉行講座，被問及對香港與國際干預的看法。當時分享了一個從不同途徑聽過不下5、6次的故事，跟我說故事的人，都是真正的社會賢達高官顯要紫荊JP，似乎這是政圈廣泛流傳的黑色幽默。故事說，按前特首董建華 的表現、對二十三條的某些推展態度、他對凝聚港人本土意識的貢獻，再聯繫他歷史上和美國與台灣 的 淵源，「很難相信」他不是美國特務；幸好中央英明，不但讓他腳痛，更安排他擔任政協副主席，指定他以這新身分協助促進中美關係，從而將計就計還治美國之 身，通過董建華把錯誤情報傳過去，唯有當事人蒙在鼓裏。一葉知秋，沒有證據的陰謀論違反社會科學倫理，可以天馬行空得荒謬﹕根據同一邏輯，六四周年前夕這 類文章適時在港出現，也可以說，未免太符合西方利益了。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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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這篇文，是我今年唯一看到的有關六四的理性批評，是我杯茶。社會要進步，要有熱血的抗爭者，也要有冷靜的客觀員，更要有兩者的結合。
筆者認為將來應該還「六四」歷史的真面目，但這個真面目並非如某些港人所渲染的模樣。看「六四」事件，應從客觀的歷史長河來看。顯而易見，有些事情要在發生過後若干年甚至一段長時間，如5至10年，甚至10至20年，才能看到其正式的影響，發生時根本不會察覺到。
１）我們將來才應該還一件事的真相？出貓的學生將來才應該受罰？
２）既說六四真相並未清晰，又怎能斷定：「這個真面目並非如某些港人所渲染的模樣」？你怎知道？
３）有些事情要在發生過後若干年甚至一段長時間，如5至10年，甚至10至20年？今年不是六四二十周年嗎？？
無可否認，「六四」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一個傷痛。一個社會的人民萬事以大局為重，會妥協，才是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
１）我不知道當年清場是否應該，但驅散手無寸鐡、餓到腳軟的學生何須用子彈？如果不用子彈就清不了場，就很難解釋為甚麼香港的皇后抗爭中「一個人也沒有死」。
